难忘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大学生们毕业前都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比较正规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毕业论文怎么写吗？该页是美丽的小编给家人们分享的古代文学论文范例【最新6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代文学论文 篇一

(一)重学生轻教师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改中最为可喜之处，因为观念的改变可以促进教改的深入与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习作为该门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以成为生动的美育课，给学生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三、结语

古代文学论文 篇二

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为代表的改革派在唐顺宗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永贞革新”。但是仅仅持续了百余天，这场运动便在保守势力的反攻下以失败告终。刘禹锡作为“二王八司马”中的骨干，被贬为朗州司马。“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的确做了十年的朗州司马，但他所作“新辞”(竹枝词)之地却不在朗州，而是在夔州。刘禹锡何以要作《竹枝词》，个中原因我们从作者作品入手自然更为可靠。他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www.shancaoxiang.com〗亦作《竹枝词》九篇，俾使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认为屈原居沅、湘之间而作《九歌》，朗州即今湖南常德一带，东临洞庭湖。屈原《九歌》产生的沅湘流域和刘禹锡谪居长达十年之久的朗州，属于同一个地域空间。虽然刘禹锡《竹枝词》作于夔州，但是朗州十年成为其无法忘怀的生命烙印。他与屈原在同一片土地上同遭贬谪，无疑会在其心中萌发复杂的情感共鸣。这就为日后夔州《竹枝词》的创作埋下了伏笔。这份久久未曾迸发的情思，直到长庆三年(822)刘禹锡到达夔州，耳闻目睹了“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才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完成了九篇《竹枝词》的创作。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明确提出了《九歌》与《竹枝词》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沿波讨源，从《九歌》入手来在探讨《竹枝词》的主旨。关于《九歌》，东汉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状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怨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屈赋注本，王逸为楚地之人，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也相对较近，所以其说法比较可信。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九歌》是屈原在放逐之后，依据楚地民间的祭祀歌舞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愁思”“冤结”。那么，“它既是从俗的怨歌，又是屈原个人的抒情诗。祭神与抒情相融，鬼事和人事结合；若即若离，虚虚实实，成为神曲、民俗与诗人内心情感的综合体。从这个角度看，‘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正好道出了《九歌》即事抒情的总特征。”《楚辞论•历代咏赞屈原诗词选》辑录了从汉至唐五十三位诗人的七十三首诗词作品，其中有抚古思今，借屈原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者，亦有祭祠临江，托有情之诗文寄百代之敬仰者。作品咏赞的具体对象，或为遭贬而不弃故国，或为愁苦而长怀忠直，以至于最终自沉汨罗的高尚峻洁之人格魅力。既然这些文人对屈原人格及其思想评价如此之高，那么反映屈原思想的《九歌》等楚辞作品在他们看来，表达出“履行忠诚以事于君，不见信用而身放弃”也就很自然了。这种寄兴说并未在唐代终止。相反，却愈演愈烈。到了南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时，“几乎对每一篇他都要诠释出其‘存君兴国’的微言大义。”既然如此，置身于以忠君爱国思想为重要准则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之中的刘禹锡，自然无法逾越这道天堑，更何况其贬谪遭遇又暗合了屈原这位以忠贞而见放的诗坛巨擘。那么，刘禹锡学习屈原在沅湘间作《九歌》的方式来作《竹枝词》，又怎能没有与屈原相似的情感寄托？

二

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提到他因《九歌》而作的《竹枝词》有九篇。我们不妨一一来看。第一首：“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此诗所写为思乡之情。前两句交代了时间、地点。春草初生，蜀青，南人或许只是不经意的歌唱，便触动了客居于此的北人几多愁肠。第二首：“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头；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红花开着，春水流着，然而作者面对盎然春意却流露出浓浓的伤春之情。难道是刘禹锡下车伊始即对当地男女流水落花般的恋情感慨不已？客观地说，这首诗从作者政治上悒悒不得志，借楚辞中“香草美人”的方式来表现内心世界的角度理解更具说服力。第三首：“江上竹楼新雨晴，?西春水？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雨过天晴，春波微漾，来来往往的人共唱歌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但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杨柳”意象。“杨柳”意象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开始，便被诗人们赋予了送别、离愁的含义。此处正是以乐景来反衬诗人包孕在文字深处的几许愁思。第四首：“日出三竿春露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此诗化用杜甫《狂夫》而来，却能不着痕迹。昔日杜甫虽寓居成都，在万里桥西结草堂而居，但心中却时时不能忘怀帝都长安，生活的落魄和客居蜀地的乡思让他难以释怀。有着某种相似经历的刘禹锡，于诗中表现的正是此种情怀。第五首：“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春来。”前诗情系少陵，此诗意托明妃。王昭君曾遭画师所诬而远嫁胡廷，刘禹锡作为改革派而贬谪蜀地，虽情生此境，却不多言一字，作化蛇之举。第六、七首可一并来看：“城西门前滟？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两诗都以托物起兴破题，或用“滟？堆”以突出坚不可摧，或用“十二滩”以表现路途难行，接着转入正题，懊恨人心不能似石头那样坚，长恨世道却比水道还要险。知人当须论世，这两首诗，正是政治命运多舛的刘禹锡在贬官之后对世道人心深刻体味后的真实表达。第八首：“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猿啼”亦为相传已久的愁悲意象。刘禹锡于此诗一语道出真谛：猿啼之声令人悲愁，但这啼鸣本身并不是感伤的根源，它仅仅是牵出愁情的诱因，只有亲身所感之人，才能深味其中三昧。第九首：“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作者以写实的笔法客观展现了当地的劳动生活风貌。这九篇《竹枝词》，从寄寓的情感来看，是一个整体。它主要表现的是刘禹锡被贬之后才不得展，志不得申，又客居蜀乡，心恋魏阙的悲郁心情。从汉唐间诗人对屈原的评价，可知他们对屈原作品的认知、评价仍是定位在王逸所创立的“兴寄说”基础之上的。刘禹锡曾明言其因屈原作《九歌》，“故作《竹枝词》九篇”，但这只是说出他学习了屈原，而这种学习一方面是形式层面，如借鉴民歌、选择了数字“九”等。另一方面是精神层面，指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以及对屈原人格的敬仰等。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禹锡作于夔州的九篇《竹枝词》，其创作主旨并非歌唱爱情。其创作起因是受到屈原的启发，其创作形式也是像屈原一样汲取了当地民歌的新鲜养分而别开生面，而最为重要的，是其创作精神———远祧屈原风神，将自己比作屈原式人物，抒发其为正义事业而遭贬谪之后的客愁与深切怨愤。经过一系列分析、探讨，实验小组得出了基本结论。笔者在肯定学生取得进步与成绩的同时，将评价的重心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让学生在反思中通过自我评价发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其实，总结评价环节结束，也就意味着本次研究性学习的完成。但我院指导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额外增加了一项学习内容，即正确运用资料，用尽可能准确、规范的学术语言对基本观点和结论予以阐述。本文即为本次研究性学习的基本观点进行文字总结的产物。

三

古代文学论文 篇三

从《诗经》中的商人诗歌，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散文、汉代梁园作家群的辞赋，再到宋代应天府文人群的经济文章．以及明清时期归德府家族文人群的理学与诗文，豫东商丘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可谓不丰富．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及特色性也不能说不突出。但在长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这些地域文学(文化)知识却不受重视，结果可想而知——必然造成大学生相关知识的缺乏，进而导致疏离甚至排斥、贬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很多文史专业的毕业生，说起石延年、张方平、吕坤、沈鲤、宋荦等商丘古代作家，往往茫然不知，即便从《桃花扇》了解到商丘有个才子侯方域，但具体生平、创作情况却不甚了了。很多学生来商丘后往往满怀神往地游览古城景区，却败兴归来，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古城的城墙、街道，不是污染的南湖水，也不是八关斋中一块块冰凉的石碑，而是城墙下所蕴藏的文化．是从宋国、梁苑、睢阳到应天府、归德府的历史渊源，是从老庄道家到梁苑辞赋的瑰丽想像，是从睢阳保卫战到“古城家”的忠肝义胆，但目前情况下不必说古城居民，即便是景点的工作人员、导游，因不具备深厚的乡土知识、地域文学(文化)知识储备，对很多古城文化知识不知其然，更不要说知其所以然了。改变这一现状．宣传商丘地方文化，必须从挖掘商丘地方文献资源人手。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挖掘地方文献，充实商丘地域文学(文化)知识，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商丘和母校的文化情感。培养本籍学生的乡土自豪感，进而宣传和传承商丘的历史文化传统。

商丘地方文献看似范围狭窄，其实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时而反映的是升平盛世，时而展现的满目疮痍，时而是才子佳人的文人风流．时而是忠臣志士的慷慨悲歌，无论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无论是嬉笑怒骂，还是呜咽悲鸣，都真切地展现了文人们的心灵图景和时代烙印。要想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图景，只有建立在收集整理、研究地方文献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人，或是生拉硬扯、人云亦云，比如有的学人为了追述商丘久远的历史，把甲骨文中的“商丘”均认为就是现在的商丘；为了追述商丘是商朝、商文化的发源地，把阏伯和契视为一人；把商人的征伐说成是旅游，进而得出商丘是中国旅游的发源地。显然，这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精神是有悖的。另外，明清时期的归德府家族文人群与明清易代的慷慨悲歌。可以说是商丘地域文学(文化)的重要分支，然而长期以来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即便有些关注，也往往是人云亦云。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其原因就是对商丘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不够，造成视野不广、“文献无征”。这与地域文学传统的挖掘和地域文化精神的建立，是不相协调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在教学中挖掘地方文献、充实地域文学(文化)知识，能够发挥文学(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作用。商丘地方文献中有着丰富的文学与文化图景。比如，张巡、许远的忠贞之情与睢阳保卫战的激昂慷慨，明末吕坤、沈鲤的忧国忧民与鲠直方正，侯恂、侯恪所代表的东林党人正直慷慨，很好地诠释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用世精神，这些与爱国精神培育、中国梦的诠释是一致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整理地方文献、充实古代商丘地域文学

文化知识的探索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相适应的地方文献主要是指其中的古籍，“大而言之，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著作者着眼。即凡乡人著作，不论其内容是否涉及乡土史地，不论其为经史子集，均属于地方文献之列；另一大部分从著作内容着眼，即内容涉及本地方的古籍，如旧志、史载、诗文、疏奏、家谱(以及碑版、题刻等虽不以书籍形式传流者)等等，均为地方文献之类。”Ⅲ位于黄淮海平原的豫东商丘，地域文化资源丰厚，历史上虽然经历多次黄河水患，一些文化遗迹尘封地下，但保留至今的地方文献仍十分丰富。从本校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目前收集的情况来看，大致形成了商丘古代文人著述、家谱、金石拓片、古旧地方志等四大系列。其中商丘各地文人作品有记载者共计680人，著作近2000余种。存世者约600余种：家谱已有350余部1800余册；金石拓片共计5大系列、11类、1430余种，近1500幅。包括商丘、豫鲁苏皖交界区(在古代行政沿革上曾隶属于商丘)汉画像石拓片、商丘地区墓志碑刻拓片、河南近年新出隋唐墓志拓片、中国金石集萃拓片(其中含《商周金文》、《商周秦汉金文集萃》《汉画像砖拓片》、《秦汉瓦当》、《历代铜镜》、秦汉砖铭拓片等)。另收先商、古宋国及西汉梁国的各种文献、出土简牍、汉代陵墓、汉画像石研究资料较为丰富，约2000余种、3500余册。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收藏，亟待整理研究。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为商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和精神动力。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研究商丘地方文献，完成《宋荦全集(附宋氏家集)》、《宋荦研究》、《沈鲤集辑校》、《商丘古代文人著述总目提要》等书稿多部。同时，指导学生研习商丘地方文化，多次为学生宣讲商丘地方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古代文学课堂

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册，主要是按历史顺序的方式排列知识点，朝代之内按文体、作家(群)等结撰。由于篇幅限制，知识点往往很难与地域文化因素结合。近二十年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相继催生一些地域文化史、文学史、历史著作，这为进一步开拓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在这一大潮影响之下，有关商丘地域文学、历史的著作如《商丘古代文学研究》、《商丘文学通史》、《商丘通史》等相继出版，为人们进行地方文学(文化)教学提供了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古代文学课堂，必须注意把握度。中国古代文学是中文专业必修课，目的是让学生较系统地学习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知识，课堂教学时须把握这一主线，保证“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教学任务的完成，地域文学知识则只能作为其中的点缀和补充。比如，《商颂》是《诗经》教学较少关注的部分，就可以结合宋君祭祀祖先的《玄鸟》、《长发》诸诗，将商丘与商族、商人、商文化的关系穿插于商丘地域文学的形成探讨中。“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21。在刘武身边形成的梁园辞赋作家群是汉赋发展史中重要的文人群体，在讲授汉赋时，不妨将梁园的兴废、梁园文学意象的形成与影响以及芒砀山梁王墓群等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对汉梁文学与文化的感悟和认知。而在学习《桃花扇》时，不妨将介绍侯方域与雪苑社、明清时期商丘的家族文学等结合起来。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灵活的穿插和补充．使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与身边的地域文学紧密结合．以显示出古代文学的可亲可近。另外，还可以开设古代文学的专题选修课，专门系统地介绍商丘地域文学，如《明清归德府望族与文学研究》课，分为归德府地域文学传统、明清归德府望族文学群体的形成机制与特点、明清归德府家族性书塾书院与文社、园林宅邸与明清归德家族文学、商丘侯氏家族文学研究、商丘宋氏家族文学研究等六讲，以家族文化为切入点，综合政治、文学、文化与地域的多重关系。

(二)将商丘地方文献整理与实践教学结合

厚重的商丘地域文化，丰富的商丘地方文献．虽然已经引起广大学者和地方政府的兴趣和重视．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广大学者还是地方政府部门．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仍然没有系统、深入地收集、整理和挖掘，作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我们现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是不相称的。改变这一尴尬境地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商丘地方文献，无论是商丘籍古代作家的著作，还是非商丘籍古代作家描写、记载商丘人情风物的作品．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既是商丘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集中体现商丘地域文化精神的系统资料．是我们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础文献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不仅要将地方文学知识嵌入教学中，而且应将商丘地方文献整理引入课堂，优化实践教学。首先，带动学生开展地方文献的实践调查。商丘师范学院生源主要来自河南．尤其以商丘地区为多，这就为开展商丘地方文献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再者，利用寒暑假期、法定假日或者周末，灵活安排，开展地方文献的实践调查，这是丰富学生课余生活、锻炼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调查内容可以是与学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家族家谱编纂、收藏情况，也可以是商丘地区寺庙建筑保存状况及庙会资料，甚至学生身边的碑刻文献资料、家族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及其著述，都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亟待调查、收集的地方文献形式。笔者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就曾发动学生对商丘市区重要历史文化景点如八关斋、商丘古城、火神台、燧皇陵、张巡祠等，开展碑刻文献资料的调查活动。通过调查和整理，不仅使学生对商丘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还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部分学生以碑刻文献为题还获得了学校大学生创新项目的资助。其次．组织学生进行校勘古籍和地方文献数字化的实践训练。作为地方院校，商丘师范学院的古籍收藏相对较少，学生学习生活中很少能见到或者触摸到古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加以引导，不仅以图片的形式在课堂上加以讲解，更应当引入实践训练，将整理古籍与教学及学生实践学习相结合，这样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强教师教学与科研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能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古籍文献的句读、标点等方面的训练。笔者在地域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相继获批“宋荦研究”、“沈鲤集辑校”等多项社科或古籍整理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吸收部分学生参与进来，以课题带动读书，又以读书带动毕业论文的撰写。教学过程中灵活地处理期中考试、作业与古代文学的日常学习．以整理商丘籍古代文人著述的形式，作为期中考试或者日常作业内容，学生不仅了解了古籍的面貌，还运用了古典文献、古代汉语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学习兴趣和综合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这一点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可以结合学校每年暑假进行的“三下乡”活动、大学生创新项目，或者成立兴趣小组，教师选择若干个商丘古代文学课题，指导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做一些地域文学的研究工作．以此带动和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这不仅是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胆尝试和有益实践，也将为学生研究生阶段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

(三)将课堂讲授与课外实践结合

在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课堂讲授，应该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带领学生作实地考察，在实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场景，力图实现古代文学作品的“可触性”。比如讲授孔子《论语》，可带领学生参观夏邑孔子还乡祠：讲授庄子散文，可带领学生考察庄子墓；讲授汉赋，可带领学生参观清泠池、平台以及芒砀山梁孝王墓；讲授杜甫的《遣怀》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可带领学生参观商丘古城，慨想汉唐时睢阳城的繁华与安史之乱惨烈背后睢阳城的破坏；讲授范仲淹诗文，可带领学生参观应天书院；学习《桃花扇》，可以参观壮悔堂、香君墓。等等。让学生走出课堂，去广阔的社会中，结合所学知识，与文物遗迹、名胜古迹接触，在实地考察中夯实书本知识，这也是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要求的，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结语

古代文学论文 篇四

也是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所以，新的术语与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该书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也是相当适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表述与话语方式上。大量的统计数据，是作者研究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结果，也是支撑该书所有论点的坚实基础。80多个图表与统计表，分布在全书的五章之中，许多论点就是靠这些图表来进行论证的，多数图表都很直观、具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图表统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没有想到梅新林运用得这样到位，是其著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点的统一，让这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著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

只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图表统计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的图表是四个流域（长江、黄河、珠江与运河流域）著名文学家的分布图，这些统计数据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家才是“著名”的？作者也指出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是谭正壁先生所编的一部辞典，不过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这部辞典是不是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编的与文学相关的全书之类的出版物，可谓众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各卷、《辞海》之类，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为主，还可以参照许多其他经典性的著述，包括《全唐诗》、《全宋文》、《全清诗》之类。这样才有比较充分的依据，同时也有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某一个流域文学历史的变迁与中心的转移问题。作家与诗人的产生是与地理相关的，并且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省多一个、那个省少一位诗人与作家，也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说明流域中文学流变与文学中心转移的问题。因为诗人作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同时作家诗人也是不断流动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哪个为大，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如果说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周期，作家的数量能不能够说明它们的周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大流域轴线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节律与周期。黄河流域轴线较之其他三大轴线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先后经历了自西租东运动的四次波澜。第一波始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终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终于战国；第三波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随唐，终于清代。每一波都是从上游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徘徊，最终止于下游，然后又开始新一波自西租东运动，以此往复循环。”（169—170）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以流域轴线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问题，也许并不科学，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线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东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线数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苏、浙江分别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较可观。所以元代以来运河流域文学轴线向南线倾斜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加剧之后，至清代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所在北京与浙江文学家的数字变化做一比较，则分别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见从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缩小，但相对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247）因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运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文学区域之一，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然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与新疆南北地区，都并不在这四条河流的流域之内，那么它们的文学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轴线之内来进行全部的合理的阐释，因为还有山地与草原，也还有边地与沙原，因为那些地方并不是没有人居住，诗人作家也是存在的，虽然不像上述四个流域，那么众多，那么显著。

三、结语

古代文学论文 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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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典文学桃花意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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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 篇六

在广告中，实证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事物的真实表现传达产品信息或卖点，以此来引起受众注意和兴趣，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方法。换言之，实证法是广告及其他促销活动中比较直观并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一种方法。实证法主要有三种：文字写实、产品展示、现场表演。其中，后两种是现代广告中用得比较多也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洗衣粉、洗洁精、洗手液、洗发水、沐浴露等产品广告便多用此法。“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的一个经典段子，不管真实与否，这个桥段在今天看来依然属于实证广告的典型案例。“杨志来到京城混江湖，没想很快就把盘缠用光了，为了糊口，只好卖随身携带的祖传宝刀。起初，杨志只是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再加上杨志本是军官出身，不善吆喝，结果“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这充分说明产品再好也需要宣传，如果他能像卖膏药的打虎将李忠一样，先舞刀弄枪耍耍身手，只怕不用半个时辰，早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直到京城有名的地痞牛二路过，扯过宝刀问他卖多少钱，杨志才算有了一个产品推销的机会。接下来杨志的产品展示和现场表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先通过回复牛二的询价不露痕迹地带出了宝刀的品牌故事“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说明这把宝刀是有历史的，并明确给刀定了位“宝刀”，然后给出了符合产品定位的价格“三千贯”。接着，当牛二对宝刀的价格提出“我到桥下的白铁店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的质疑时，杨志先是回应“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然后隆重推出产品的USP：“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不沾血”。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即“独特的销售主张”，它是广告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国营销大师罗塞•瑞夫斯（RosserReeves）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瑞夫斯认为USP必须具备三个要点：一是利益承诺，即强调你的产品有哪些具体的功效以及这些功效能给消费者提供哪些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就是顾客买了你的产品能得到什么好处；二是独特，这是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没有提出的，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要具备跟同类竞争对手有别的地方；三是强而有力，要做到集中。比如，“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有点甜”，以及M&M巧克力的“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等均是利用USP原理做出的差异化战略，极大提高了产品的美誉度。杨志把宝刀的每一个卖点都一一演示给牛二看，亲证了宝刀的卖点不虚。最后牛二被杀，而宝刀滴血不沾，杨志通过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刀确实是一把好刀，之所以要卖三千贯，就是因为此刀拥有这三个与众不同的卖点，可谓把“USP”的三个要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伯乐相马”与名人广告

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三、“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准确，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四、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