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这里山草香为大家分享了9篇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希望在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写作这方面对您有一定的启发与帮助。

中西方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篇一

关键词：比较研究；中西逻辑；方法论；历史与文化精神

一

近代以来，为了自强保种，有识之士开始大量介绍西方的文化与科学。在此热潮中，对于西方逻辑文化的重视与介绍的热情，也开始日益高涨，曾被章士钊称为“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的“巨子”严复，认为从学科地位上讲，逻辑学“为体之尊，为用之广”，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王国维则强调：“今日所最急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指逻辑学——引者)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梁启超也认为：“知道论理学(逻辑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了论理学的精神。”

严复更在其《原强》中将学习西方逻辑学作为“更革心思”以“愈(逾)愚”的一个根本途径。在严复看来，“民种”之高下，不外乎民力、民智、民德。“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但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吾国之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因此，从“民智者富强之原”的认识出发，严复在主要介绍西方逻辑科学知识的文章《西学门径功用说》中，提出了“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的主张，以适应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需要，提高民力、民智、民德，从而提高“民种”。

至于如何“炼心积智”、“更革心思”，以提高中国人辨别是非的逻辑思维能力，严复认为要自觉学习西方的逻辑学，自觉掌握“致思穷理之术”，一改以往的“信师好古”的“经学”思维模式，以全新的治学态度，“黜伪而崇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在严复看来，学习逻辑学的“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于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以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洞(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学习西方逻辑学的重要性与急迫性于此可见一斑。

在西方逻辑学大量输入中国之时，面对一种有别于以往“经学”思维方式的思维方法，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认为中国自古无逻辑。王国维就认为中国传统思维缺乏逻辑思维方式和方法的训练，因而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他说：“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亚里士多德自爱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指逻辑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于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指逻辑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一种认为作为工具系统的逻辑学思想不仅在西方存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清代学者孙诒让就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称赞《墨经》所揭示的逻辑原理“有如欧士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作为近代第一个对中西逻辑做比较研究的学者严复，在其《名学浅说》中也认为“夫名学之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梁启超则认为，逻辑学在中国古代虽不发达，但其“萌芽之稍可寻者，惟先秦诸子而已”，“(先秦)诸子中持论理学最坚而用之最密者，莫如墨子。《墨子》一书，盛水不漏者也，纲领条目相一贯，而无成或抵牾者也。何以故？有论理学为之城壁故”。因此，他在《墨经校释·自序》中认为，“《墨经》殆世界最古名学(逻辑学)书之一也”。宣称：“吾东方之培根，已生于两千年以前”，并且慨叹：“这部名著(指《墨经》)是出现在亚里士多德以前一百多年，培根、穆勒以前二千多年。他内容价值大小，诸君把那四位的书拿来比较便知，我一只字也用不着批评了。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为此他还伤感“以全世界论理学一大祖师，而二千年来，莫或知之，莫或述之”。而在胡适看来，“所谓名学，就是逻辑”，因而他的《先秦名学史》实际上就是先秦逻辑史。至于章士钊，则更是直言不讳地断言：“逻辑之名起于欧洲，逻辑之理，存乎天壤。”故而“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在他看来，“欧洲逻辑言三段，印度因明言三支，吾国逻辑言三物。同一理也”，因此，“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双轮，相辅而行”。

思想家们的这些认识，体现了他们在急欲介绍西方科学尤其是逻辑科学以振弱的同时，不忘探究中国先秦逻辑思想的民旗情怀。这种情怀使思想家们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同时，也借用西方逻辑学的知识，开始挖掘中国古代思维方法中的合理内容，注重了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同时，这种情怀也使得西方逻辑学在移植的过程中，以适宜的载体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相连接，从而顺应了人们的接受心理。因此，近现代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改以往其对先秦典籍使用的训诂、考证的方法，对先秦典籍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整体理解，他们从西方逻辑中获得了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诠释中国古代逻辑义理的根据和方法。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理所当然地刺激了中国近代学者比照西方逻辑学的知识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章士钊等人作出了卓绝的贡献。但这种新的比较研究方法是以西方逻辑为范本来探讨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梁启超即毫不讳言地说：“吾侪所恃利器，实洋货也。”他将自己研究墨家逻辑思想的方法概括为“凭借新知商量旧学”。这种所谓的“商量”就是“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在落后西方甚多的年代中，任何一种科学研究的努力，都会急切地与民族自尊联系起来。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梁启超就视这种方法为“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而胡适也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因此需要“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但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前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变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因此，胡适将眼光放至先秦时代的非儒学派，认为正是“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如此”。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这种心绪上的价值指归，无疑是既要学习西方逻辑，同时又不自愧弗如。

二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实现的世纪。”近代中国逻辑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在怎样认识中西逻辑尤其是在怎样给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定位，能否对不同的逻辑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等方面，其意义、作用与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具体揭示中西逻辑体系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的过程中，表明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运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所表达和概括出来的逻辑体系中，不但具有人类思维的普遍共性，而且也必然具有其一定的民族特点和个性。但在这种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商量”做法，即张东荪所说的“比附”。而张东荪认为“比照”是研究的方法，“比附”则不是研究的方法。“普通比较法是将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对象比较起来以见其异同。但往往用这个方法的人们，一不小心便会偏于专在指出其相同的一方面而忽视其相异的一方面”。在他看来，“比较以见其相异更为重要，因为比较以见其相同近于比附法。须知比附法不是比较法。因为比较法是研究法，而比附法是推论法。国人研究国学近来虽日见进步，然而我总嫌其多用比附法而少用比较法”。由于“比附法总须从一二个同点来做根据以推定其他，而比较法则不必从相同来着手，虽无相同亦未尝不可比较”，因此，他认为：“以相反的异点而明其差别上的特性”的比较法更为重要，“惟有用比较法可以从所比较的东西中揭示出其特性来”。这种方法，近年来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据西释中”的方法，也就是以西方逻辑为依据，重新解释和重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及体系。 但这种方法也带来一些问题。其一，对于西方逻辑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在目的、对象、性质、内容上除都是研究推理、论证有效性的共性外，还有无个性？其二，忽视了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其本身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的理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作为一种思维工具系统，其特殊性、民族性和传承性是什么，至今未能取得共识。同时，也影响了对中西两种逻辑思想的特有内容与性质的认识。

三

研究方法所带来的争论，其问题的实质应该是：怎样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1．关于怎样进行比较研究。金岳霖在20世纪30年代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做的《审查报告二》中曾指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如果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与欧洲哲学问题一致，那么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条件。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遍的论理。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种论理是普遍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条件。”

这种批评表明了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比较方法的意义虽是不容置疑的，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明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究竟是什么，它与西方传统逻辑思想有无共同之处，有无差别所在，但在这种研究中，比较方法运用尺度的把握却也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只是在“求同”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还是在“辨其同异”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对于中西逻辑思想的比较研究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对照参证，但对于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如果都以西方逻辑相附会，则恐在比较研究中有削足适履之虞。反倒如吾师温公颐在其给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文版作序时曾指出的：“东西哲学的比较，原为使人易于理解，但若仅就表面语辞的类似，不问其根本思想的差别，就会使人发生误解，而失去比较研究的意义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其他中西思想比较研究中也大量存在。余英时在谈到中国人文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时就认为：“在西方，从希腊罗马到今天的这个美国的社会变化，都有连续不断的传统，这个传统也在更新。这都是根据西方人文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进步。而中国恐怕不能照抄这种形式，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光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研究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还要进一步地参考西方的经验。但是，重要的是参考西方经验是一回事，又不能把西方人文研究方面得出来的结论，无论是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或者是文化哲学的，拿来当成绝对的真理照抄，把中国情况填到西方的公式里面，这是我们最要避免的。我们100多年来都没有摆脱这样一个困境，自己还没有独立，只是跟随西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从经验材料里面得来的，不是靠西方的理论所提供的。”

因此，从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看，在任何比较研究中，都应有一个比较研究的原则，它既是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是消解民族情怀负面影响的伦理原则。即避免以西方的传统思想为依归的比附，体现在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上，就有助于我们借助比较的方法，在领会西方传统逻辑如何帮助我们在解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时，不断挖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原本的“思想路数”，考察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什么样的时代烙印和时代精神，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古代逻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探讨它除了具有人类思维的普遍性之外，是否还具有它本身的特质，这些特质又是什么？为什么这种特质能够“范围我国形名诸家，究之吾形名之质，与西方逻辑有殊”?

2．关于比较研究的目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是探讨中国古代逻辑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以及如何使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仍然在今天的人际沟通中发挥作用。

自古至今，人类的一切观念、思想都是由现实的、从事具体的社会活动的人所创造的。它有其历史定位，并且也为现实的历史所制约。基于此，“是什么”所探讨的就是历史上存在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除了它具有人类思维的普遍性之外，是否还具有本身的特质？这些特质又是什么？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假使中国的东西仅只同西方文化一样便算可贵，则仍不及人家，毫无可贵！中国文化如有可贵，必在其特别之点，必须有特别之点才能见长。”中西古代逻辑思想的真理价值在于它们指导正确思维的共同功效上，但这种真理价值之“同”，未必就是它们在“是什么”上完全相同的依据。在科学研究中，真理本身是一回事，真理的逻辑标准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与西方古代的逻辑思想有契合之处，就以它们之间的共性泯灭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以推理的真理取代了事实的真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应当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之所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是没有原因的。

如果说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内部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及描述，解决的是它“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的研究，解决的则是“为什么”的问题。

在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分析时，不但要注意中西逻辑思想的共同点和普遍性，同时也要“自己讲自己的道理”，注重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为什么会有别于西方逻辑的个性和特质。

梁启超1920年在《中国人之自觉》中指出：“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它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它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笔者认为，研究一种思想的“是什么”和研究它的“为什么”，不应当是一回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所以“是什么”，是它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其研究应用的结果是建立在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基础之上的。

因此，将历史上的思想产生的环境、背景作为评论其学说的根据，才可能避免在研究中，以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及所熏染的学说，来推测解释古代人的思想意志，从而探讨出为什么“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逼迫出来的……逻辑不是普通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并对这种“逻辑”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政治伦理思想、乃至科学技术思想等的相互影响给出新的诠释。

至于如何使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实现现代转化，使之依然在今天的认识活动和人际沟通中发挥作用，它所涉及的是“逻辑观”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有必要在“通意后对”的前提下探讨逻辑思想的文化内涵，探讨中西逻辑文化之间，既存在有异质文化间的共性，又存在有异质文化问的个性。共性是它们之间沟通、同构的基础，而个性则是它们之间相互吸引、互补的结合点，因此可建立一种中西逻辑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对话、会通的学理机制，以同质共构和异质互补的形式为现实的社会生活服务。挖掘、整理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的资源，使其能够服务于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并推动当代逻辑学科研和教学的发展。

四

“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比较研究方法问题，不但涉及了逻辑思想本身的理论问题，还涉及了逻辑思想的文化内涵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针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所出现的争论，就研究方法上提出新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要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进行全新的研究，就应该采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所谓“历史分析的方法”，是要把“名学”、“辩学”置于它们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这一时代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特点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诸思想家提出和创建名学、辩学的影响等，做出具体的分析。所谓“文化诠释的方法”，是视“名学”、“辩学”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参照先秦时期的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先秦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对名学、辩学的理论给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阐释。“历史分析的方法”与“文化诠释的方法”实际上涉及了如何解读社会文本和文献文本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如要认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应采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方法、“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方法，分析中西逻辑的“特殊和普遍”、“同和异”，避免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

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二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谈判策略；文化影响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跃身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自从加入WTO后，我国各个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日益进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仅仅依靠自身发展和建设还不够，要想更好的实现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首先就应该注重商务团体的合作性发展。商场如战场，若要想在商场当中取得胜利，首先就应该学会知已知彼。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需要经常与其他国家进行一些商务贸易等往来，只有这样才会更好的提升我国自身的综合国力。但在此过程来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正是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谈判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分歧，正是因为文化不同而导致分歧的出现，所以只有充分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性质和文化背景，才能够更清楚的掌握对方国家人们的行为习惯，这将会为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谈判、合作等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2中西方商务文化的差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注重走向国际经济贸易，注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更好的完善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还能够让我国与其他国家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外交关系，这样将会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例如文化差异最为明显。由于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会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件事物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往往会导致人们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分歧，进而导致谈判失败[1]。3价值观及思想方式的差异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老祖宗为人们留下了很多具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而久之，也就为人们形成了独到的价值观念。例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曾经指出，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也应该遵循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思想，正是有着这一传统思想，所以我国人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例如在商务往来当中，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中国人首先想到的都是上报领导、团体组织或者是部门等，并不是私自解决，如果出现了矛盾纠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制造一些舆论来支持这一观点，只有具有伦理道德，才能够进一步取得法律援助，这些都是我国文化背景下人们逐渐衍生出来的商务形式[2]。然而站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角度上来看，这一点恰恰与我国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地方。西方国家的人们在商务事宜处理过程中，能够做到的就是重视个人自我价值观的体现，认为个人利益将会高于一切。一旦在商务交往过程中遇到某些问题，这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而并不是通过制造舆论来解决问题。西方人的观点往往会被我国人们视为一种执着的心理，因为其并不注重一些外在因素，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的实际情感。对于商务友谊的培养也并不重视，更多的是想要得到自己内心上的满足和自身观念的延续性[3]。

4礼仪礼节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国家，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是一个礼仪大国，无论是在说话还是言谈举止，人们都十分注重运用委婉、谦和、客气的话语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所以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中国人对于礼仪文化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往往能够表现出含蓄、客气、谦和。而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往往会表现得更为坦率，在接受邀约或者是工作中都非常直接，并不会像中国人这样拐弯抹角。例如在商务谈判中接受到了对方的邀约，中国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常含蓄的回答方式，一般都会是我尽量来(I”IItrymybesttocome)，这样的回答在中国人看来很正常，而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的眼中，这种回答是一种不诚恳的回答，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可以直接拒绝，没有必要这样拐弯抹角，可见在礼仪方面中西方国家还是有着较大差异性的[4]。

5中西方商务文化差异

5.1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

谈判过程是一个需要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沟通方式也将会推动着沟通风格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站在宏观角度来看，中国人对待朋友往往会表现出宽厚善良、语言含蓄、善于推理和演绎，中国人习惯性的想要从对方的语言和动作当中去捕捉一些信息，这也是中国人较为擅长的谈判技巧。而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则并不习惯于从内在来捕捉信息。例如德国人在谈判过程中，其语言往往较为谨慎，北欧人内向自律、君子之言如同正式合同，这些在我国人们看来并不适用。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善于寒暄、不果断，这些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表现，所以也正是因为文化差异的不同才会导致中西方国家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导致谈判的失败[5]。

5.2注重结果与注重关系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经常会反映在价值观的不同取向中，在西方国家，人们非常注重竞争的平等性和公平性，注重的是结果，追求的是实利。在西方人们看来谈判只是为了最终达到目的的一个阶段。所以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一些利益和实质性的东西经常会看得很淡，并没有注重一些礼仪的东西。西方国家的人们会尽量避免将个人情感与工作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做法能够影响到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会影响洽谈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在与美国人谈判时，他们都会强调将人与事情分开来谈，这样是最有利于事业和商务发展的。西方一些国家的谈判员有些时候对于中国的这种谈判形式会表现出不理解，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交往，鼓励和谐文化要共同发展。中国人在谈判之前都会尽量与对方拉近关系，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商务合作，认为这样可以更好的使得双方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6]。

5.3集体与个人作用

在西方国家，人们在谈判时，往往会更加注重强调集体权利，强调个人责任，这种思想也就是分权思想。而在中国，人们则更加注重个人权利，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也就是领导的一句话对于属下员工来说具有很大影响。在中国人们更加注重于“集权”思想。西方人在谈判时看似是一两个人出场，但是其背后却有着一个集体。在中国在谈判时，通常出席的人数较多，有些时候西方国家提出一个问题，中方迟迟不能够给予准确的回复，甚至在谈判中出现了内部互相扯皮的现象。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存在着诸多困惑，他们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谈判声势不仅造成了沟通上的困难，也会导致谈判效率较低。

6商务谈判之策略

6.1对于价值观及思维方式差异的谈判策略

要想更好的处理好中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问题，首先就应该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谈判桌上，中国人更加注重的是能否为自己脸上争光而不是企业利益。实际上这种谈判形式并不适用于西方国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谈判就应该心平气和，既不要虚张声势也不要寒暄。只有从根本上纠正自身的缺点，才会不断加强自身的谈判优势。另外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时，人们应该注重去了解和分析对方国家的文化差异，这样才会更好的熟悉对方国家的心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谈判的成功。集体关系与个人利益，在谈判过程当中，西方人们通常会表现出分权思想。而在我国，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所以为了解决中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人们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处理好集体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树立个人在谈判当中的地位。

6.2对于礼节礼仪差异的谈判策略

对于礼仪差异的谈判策略，人们应该及时的进行纠正，实际上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一些国家，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习俗并没有问题，只是由于不同国家人们之间都会存在着一些文化差异，所以在谈判和沟通时才会出现分歧。对于中国人来说，含蓄是谈判中经常表现出来的状态，而西方国家的人们则比较坦率，在中国人看来，西方国家的人们不懂礼貌，而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人较为虚伪。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人们应该学会去了解对方国家的一些文化内容，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谈判，盲目谈判只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场面，这样不仅不利于谈判的长期发展，还会影响谈判的顺利进展[7]。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人们还可以利用翻译技巧来解决跨文化问题，对于礼仪礼节差异方面的策略。最好是可以提前了解西方人的表达思维，这样可以避免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尴尬的情况，一旦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进行沟通，避免在沟通方面出现障碍，这样也更有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

7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论述了中西方商务文化差异与谈判策略等内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下，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正是因为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熏陶，所以在面临不同问题时，我国人民与西方国家的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谈判时，这些不同的态度将会严重影响到谈判的结果和谈判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应该学会去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在了解其文化的基础之上，才会更好的了解谈判者的内心想法。有些时候在言谈举止方面只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问题，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不至于走入误区，可见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容易导致谈判的失败，所以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

参考文献

[1]陈猛然。日本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体态语的表现形式及其功能[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4(09).

[2]杨伶俐，张函。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差异[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09).

[3]王晓燕。中西方商务谈判的文化差异探讨[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

[4]杨军德。浅谈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1).

[5]王腾宇。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的影响[J].山东机械，2014(05).

[6]谢军。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聚焦，2014(12).

中西方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篇三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66—06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注释

①贾植芳：《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序》，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②乐黛云、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③④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320页。

⑤张宏：《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⑥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⑦曹顺庆主编《中西比较诗学史》，巴蜀书社，2008年，第200页。

⑧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第226页。

⑨赖干坚：《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⑩刘介民：《中国比较诗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页。

B11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第274页。

B12B13西惠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29、23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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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篇四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地区之间经济交往在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国家文化、地区文化的互相接触与交融。在不同文化的交互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排除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和交流的顺利性。而英语作为经济交往和商务往来的有效工具，具有表达形式与翻译形式多样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的不仅是区间文化的差异性，也影响到了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重中外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文化环境是一个不同区域、行业、特征和性质的文化交织影响、能动渗透的有机能动场，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波及力和辐射力，会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影响效应，商务英语翻译也不例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一种综合体。它内在地产生于企业自身，得到全体管理者和员工的认同与维护，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日益强化，最终成为企业进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2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2.1直译和意译对翻译的影响

直译与意译应注意中西方文化的深层差异。综观翻译历史，翻译理论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绝对的声音。特别是西方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凡翻译形式无怪乎直译和意译两种方式。对直译和意译问题，一些翻译者运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办法，即直译基础上的意译法。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要求形式的对等，如“Small deposit, big return.”可译成“小额存款，巨额收益”;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即直译),(苏伟《试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又如，It's smaller, It's lighter.”可译成“机器更新，小巧轻便”。(夏普复印机广告)。只有在直译的意义不明确，不能再现原文的内容与风格的时候，才可以改变原文的语言形式而采取意译的方法。如，When you are in Rome, do as Romans do.应译为“入乡随俗”。但无论哪种方法，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要时刻考虑到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并使这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消失，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例如：Sprite饮料，这个单词在英文中为“精灵”“妖精”之意。在莎翁的一些戏剧中，“精灵”是十分可爱的。西方国家过万圣节，万圣节前夜，孩子们就化装成各种“精灵”“妖精”,挨家挨户“乞讨”糖果，但在中国人心中却是邪恶的，若直译必然不妥，所以转译为“雪碧”。“雪”清新凉爽，“碧”玲珑剔透，该译名给人玉洁冰清的感受，作为饮料名，可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

2.2 软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我们称之为硬文化，精神文化即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人们常说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是指软文化的差异(苏伟《试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2006)。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整体。比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人是把家族的姓氏排在前面，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强调氏族整体。西方则是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家族的姓氏排在后面，强调的是自己。再比如：在时间和地点的排列顺序上，中国人习惯用年、月、日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地址的排列顺序是国、省、(市)县、乡，再到村。强调的是整体。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排列顺序恰好相反，西方人时间的排列常常是日、月、年或月、日、年；地址的排列也常常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强调个体。西方人由于受基督教义的影响，他们的道德指向是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他们强调自我，信奉个人本位。这种思想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老幼一家人聚餐，各自买单。再比如，父母进孩子的房间首先敲门问道：“May I come in?”得到孩子的允许后才能进去。孩子到了18岁就远离父母独自闯天下。他们强调的是自由发展，自我奋斗。而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集体主义，中国人常常把自己比作大海里的一滴水，这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中国有句谚语是“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难折弯”。强调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翻译为英语应该是“If we are united as one, we will succeed.”这句话就不要直译，因为西方人对筷子没有充分的认识。

第二、对人与自然的不同看法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人们常常把大自然人格化，强调“民以食为天”,把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大地之中。中国的哲学儒、道、佛学都是讲人生哲学，儒学强调“作为”,道学强调的是“生存”,佛学强调的是“悟觉”,这种哲学思想逐步在人们头脑中转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人的价值观影响更深(任京生《理解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在古代，修身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纯科学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成为多数人不屑选择的行为和兴趣。在这种思想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便求当圣人；报国无门便求做隐士，吟诗饮酒自得其乐。三国曹操曾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名句。如果翻译为“I can't forget my sorrow/But how can I relieve my pain?/Nothing but the wine.”英文的意境和意思出来了，中文的意境和意思没出来。所以外国人似乎明白，但他们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们也不知道杜康是酒的创始人。所以“wine”这个词最好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代替，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联想到好酒。西方人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人在与自然的争斗中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从而把历史推向前进。西方人重理性、重科学，凭借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称霸天下。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趋势，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西方人更热衷于做律师和医生。

3商务英语翻译适应文化环境

3.1重视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

密切关注国外企业文化的最新成果，充分考虑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企业现代化脚步的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 撞成为必然结果，学习国外先进企业文化逐渐成为提高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但根据现实情况来看，对如何借鉴、学习、吸收和内化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可移植性等关键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学术上加以明确描述和科学阐明。

3.2 把握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与本质差异性

实际上，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往往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文化的适应性。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文化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按照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事国际商务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当然，文化适应性的观点决不是否认不同商务英语翻译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但是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绝对不能照搬原样的交互于商务英语翻译中间来，商务英语翻译一定要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东西方管理文化在多方面存在差异性，彼此各有优势，很难找到一条全部适合的途径。对于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从本质上来讲是由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所致。因此，在我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注重文化的差异性，并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好的造就企业商务英语翻译在企业商务革新中找到突破与取得成功。本文认为，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有效体现国内外企业商务活动交往之间的文化适应性。

3.3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不足

局限和满足于直白性的理解与翻译，而忽视与本土文化融合进行商务英语翻译，以及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吸收、修正和创造性地应用。忽视文化盘点，即不注重企业文化差异性以及可吸收性，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未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其来龙去脉，缺乏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深层次的文化学透视，缺乏对我国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准确认识，未经系统科学地分析就照搬国外先进企业的文化模式，企图在较短的时期内来完成商务英语翻译工作。而结果表明，单纯考虑国外企业文化，不会产生与国内企业商务交往活动的英语翻译理论及实践操作方式，也不会促进国内企业商务活动的持续、深入和有效地开展，相反会给企业在商务交往中带来巨大阻碍，造成企业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的持续下降。

4全面构建商务英语翻译的内部环境

文化适应性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要素，说明商务英语翻译要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相一致。商务英语翻译是体现企业亚文化的一种手段，是社会宏观文化在企业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商务英语翻译必须体现出社会文化的走向。所以，中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进行再创造，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碰撞、沉淀积累出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可道，非常道”的真理追求意识、“无为而治”的管理意识和“有生于无”的创造观以及孙子的“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的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无疑是培育和建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石。

长时间以来，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缺乏中国自有特色，而主要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借鉴和应用到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中。而实践结果表明，只有建立扎根于现实土壤、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才能使企业发展具备永续的原动力和发展的持久力，促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定脚步，走向更高舞台。集中反映了德、信、人尊、人与人之间亲和的传统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延续，也正是由于海尔把传统文化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来认识，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体系，从体系到高度，从高度到延伸，将诸多竞争对手远远抛于身后。

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篇五

关键词 文化 差异 翻译 影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Influ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Differences to Translation

ZHAO Jiamin, WANG Yong

(Zhejiang Changzhe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23)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deepening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orld, translation is no more the simple conversion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t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of cultural transition.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blessed with very deep-rooted cultures. Therefore, the smooth communication can only be achived through the natural emerging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cultures.

Key words culture, difference, translation, influence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翻译不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承担起了文化传递的重要作用。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的交流。如果我们能正确处理其中涉及到的这些文化因素，对文化翻译的准确性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地域文化不同

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各自所独有的民族心态。要在跨语言背景的交流中，加强母语和英语的地域因素差异性的比较，积累语言置换的差异性规律的探索，才能有效地实现地域因素影响下汉英语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默契与融合。

例如，英国是一个岛国，古时候的英国人喜欢海上航行，因而英语中有大量有关水的词语；而中国人则生活在亚洲广袤无垠的内陆土地上，因而对中国人来讲，理解这些表达方式就较为困难。比如：able seaman 一级水平，seaman 直译为海员，在西方国家 “ seaman ” 又指代有能力、有水平的海员，因此 “ able seaman ” 可意译为 “ 一级水平 ”。be left high and dry 陷入困境，直译为被留在水流到达不了的地方，在西方国家水给人以安全祥和的感觉，因此“ be left high and dry ”可意译为陷入困境。英语中形容花钱浪费为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则说“挥金如土”。地域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需要考虑的难点，翻译中重视地域文化差异的对比性研究，对于保证交流的顺畅，实现语言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意义转化与表达，具有积极的意义。

2 习俗文化不同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在中国，人们对于亲戚之间的关系有很细的分类。比如在称呼里我们有“姨妈”、“舅妈”、“姑妈”、“伯母”之分，而这些称呼在英语中只有一个相对应的词――“aunt”。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对狗的态度。在汉语言文化中，与狗有关的习语通常含有贬意，如：“狗腿子”、“狗改不了吃屎”等，而在西方，狗则被认为是人类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如You are a lucky dog. 你是一个幸运儿， dog-tired.累极了。

3 宗教文化不同

东西方文化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已经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在跨文化交际中要了解中西方不同的，必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否则，不仅会导致交际失败，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人们相信有佛祖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于是汉语中出现了很多如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等与佛教相关的词语。而在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于是英语中就有了很多有关的词语如angel、monk等。英美人惊讶时会说：My God! 经历了一场惊险后会说：Thank God! 祝福时说：God bless you! 告别时说：Goodbye! goodbye 是“God will be with you”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愿上帝与你同在”。这些简约生动的英语在英美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针对这些宗教文化的差异，我们要充分理解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力争保留源语的宗教风格。

4 历史文化的不同

语言既受到历史的影响，又反映了历史的特征。例如：若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直译为“three cobblers together have more wit than Zhu Geliang”,英美人看了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即使在下面注释“Zhu GeLiang”是谁，读者也依然难以理解，所以翻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下转第231页）（上接第213页）更容易让他们理解。另一个例子是汉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比喻一时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反而因此得到好处，若把此句译成英语，我们很难把塞翁译成Old Sai,只能译为“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a gain.”这些历史典故都深深植根于两种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所以只有熟知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才能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难题。

5 思维文化的不同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英汉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文化习惯从整体上看问题；英美文化习惯于逻辑分析，强调个人为中心，因而导致语言表达上的种种差异。例如，在姓名、时间、地址的表达方式上，英汉两种语言的行文方式就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文化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而西方文化则正相反。比如：“2012年2月1日，汤姆于中国上海”应翻译为 “Tom，Shanghai，China，1 February 2012”。中国人和英美人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和喜好也不同，如对颜色、动物、植物都怀有不同的感情。在中国文化中，红色 (red) 常与喜庆、欢乐的事联系在一起等，如 “ 开门红、红色政权 ” 等；而西方文化中的红色则是一个贬义较强的词，象征着残暴，如：a red battle血战、to see red发怒等。

总之，一切语言都离不开文化。翻译不但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还要跨越文化的鸿沟，只有了解了语言中的文化，才能充分地理解原文，才能忠实恰当灵活地把原文中的深层含义传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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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六

论文摘要：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及教育文化的差异等。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极其必要的。本文就是从多个角度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中，让学生得到更加全备的知识。

一、社会礼仪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谢谢)”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请随便用)!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bye(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见)!""good night(晚安)!”

二、服饰礼仪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

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国际社交场合，服装大致分为礼服和便装。正式的、隆重的、严肃的场合着深色礼服滩尾服或西装)，一般场合则可着便装。

我国服装无礼服、便服的严格划分。一般地讲，在正式场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质同色的中山装，或着上下同质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领带，配穿同服装颜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场合(如参观、游览等)，可穿各式便装、民族服装、两用衫，配额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质鞋。

三、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异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美国教育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补。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我们也意识到：中美教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都存在着差异，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在美国，年轻人大多很有主见，这种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七

一、用餐方式的差异

在用餐方式上，中国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因而逢年过节，人们都喜欢一家围在一大桌饭菜前一起就餐；在公司年会时，领导与下级员工也会在一起聚餐，大家有说有笑，边说边聊；在吃饭时人们都会很活跃，相互敬酒、劝菜等等，整体营造出一种热闹温暖的氛围。这样的饮食方式，在中国的很多场合都会用到，特别是在中秋节、春节等节日里，全家人从四面八方回到一块儿过节，家里的老人或者是擅长烹饪的人会做一大桌子的菜，其乐融融的一起吃饭，并祝福、拜年等等，讲究的是一种和睦、团圆的气氛。通常中国人在进行聚会时，不会给每个人定食定量，而是会准备很多的饭菜，至于吃多吃少，并没有量的要求。但是在西方国家，他们的用餐方式就与我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人没有中国人团圆与热闹的吃饭习惯，他们喜欢在安静、优雅的环境里就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餐盘，而每个人的食物都是提前分配好、搭配好的，并没有中国式的一大桌子人围着一堆菜共同而食。而在吃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可以拿着自己的餐盘随意走动。西方人的这种用餐方式体现了他们注重个体的思维方式，他们强调个人空间，讲究个体的尊重。但是，西方人的用餐方式也存在着不足，人们在吃饭时不能进行感情的交流，因而缺少了一些中国人共乐的情调。

二、饮食礼仪的差异

很多人说，中国的餐桌，可以谈成合作、可以求婚、还可以联络感情，总之中国人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在餐桌上解决。因而，餐桌不再是单纯的吃饭的地方，更是一种交际方式，在用餐这种特殊的交际方式中，礼仪文化是最为重要的。一般来讲，中国人在进餐时十分看重座次的安排，除非是一些家庭内部的吃饭，其余场合里人们进餐时都十分重视尊卑、长幼。在集体进餐时，人们一般都会等客来齐了才会入席，而座位则有固定的安排，比如正对着门口的位置为最高，其次以东为尊，而请客者或主人一般都坐在门口的位置。宣布开始入席时，会先叫一些位高权重、重要的人先开始，随后主人才会开始。但在西方，饮食礼仪则与中国存在着很多不同。西方进餐礼仪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绅士风度，男性要对女性表示尊重，遵循女士优先的原则，与女性一起参加宴会时，面对门口的最为重要位置是女主人的，而男主人则座在女主人的对面，即门口的位置，显示出对女性的尊敬。而在具体的进餐时，男士要起身先为女士拉开椅子，让女士先入座；在就餐时，男性并不能先进餐，必须要等女主人及其他女士都开始进餐后，男士才开始进餐。在进餐结束时，女主人离席之后，男性才能离席，而男士仍要为女士拉椅子，让其先行，表示男性的绅士风度。

三、饮食内容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饮食所包含的内容也很多，其中主食以谷物为主，其次中国的蔬菜种类很多，植物类菜品占主导地位。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食物中所包含的植物最多，是西方国家的七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吃植物就有六百多种。中国人之所以将植物作为主菜，这与佛教对国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唐朝以后，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我国，佛教认为，动物是仅次于人的一种生灵，人们不可以将其杀死，也不能把他们的肉用来烹饪；相比之下植物就不然，它是没有灵魂的，所以中国就形成了以蔬菜为主的饮食内容。因此，有人将中国人的性格称之为植物性格。中国人在进食时喜欢将菜做熟了吃，因而大部分菜都是热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菜如果凉了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只有趁热吃，菜的味道才真正发挥出来。西方人则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食物中动物居多，这与他们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背景有关。在原始西方社会，很多人以打渔、捕猎与养殖为生，而种植业在西方社会并不发达，因而人们习惯在动物身上完成吃、穿、用的需求。因而在西方国家，食物中动物类居多，如牛肉、羊肉与猪肉等，在烹饪方法上，也十分注重营养的均衡，如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考虑的因素。由于西方人食物中的动物类居多，因而他们也被称为是有动物性格的人。此外，西方人不喜欢热食，他们喜欢冷食，比如色拉、蔬菜拼盘等，一直是西方大从所爱；他们在吃蔬菜时，也喜欢生食，如生菜、黄瓜等，并不将它们做熟，而是直接食用。

四、烹饪方法上的差异

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篇八

关键词：东方人 西方人 交往沟通 差异 比较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我们应该了解，在文化背景相同的范围内，人们共处时很少产生交往沟通上的障碍；但若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时，往往会出现误解或发生冲突，影响到交往与沟通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本文拟从中西方交往沟通的差异方面进行比较，以使我们了解哪些方面我国和西方国家有较大的差异，差异的主要方面是什么，便于我们知己知彼，才能避免中西方交往沟通过程中的误解和障碍，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西方交往沟通中的差异是各种各样的，经过我们研究分析，发现其中有几个方面如卷入度、行为方式、自我表现和人格特质等方面的差异最为显着，下面进行分别阐述与分析。

一、心理卷入度差异

交往沟通中的“卷入度”即人际交往沟通过程中的心理卷入度，是指人为他人操心和受他人影响的程度。心理卷入程度过高是指个人在心理上与对方信息的关联程度过高。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有人会过分地关心对方的事情，朋友遇到困难了，他比朋友还忧心忡忡；朋友办事出现失误，他比朋友还内疚和自责等；心理卷入程度过低则相反。在中西方交往沟通的心理表现中，明显存在着中国人卷入度偏高而西方人卷入度偏低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际交往，由于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对方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如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如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个人行为动向如去什么地方、与谁交往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当然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

比如，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再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上哪儿去”,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

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亦即人际心理卷入度高。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男或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

上述实例都是中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情重义，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西方人在空间距离上也很在意。即使在公共场所，大家都十分自觉地为对方留出一定私人空间。比如，排队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中国人在此类情况下习惯于人挨人、人挤人，视为正常[1]。

了解了这种差异，我们在与西方人交往沟通过程中，要注意心理卷入度不要过高，以免引起误解而造成沟通的障碍。

二、行为方式差异

交往沟通中行为方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下面从几个典型方面来进行阐述分析。

在沟通的方式上，西方人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习惯委婉迂回。“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中国人大多不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而是采用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人际交往中这种传统方式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倾向直接提出他的观点，甚至用辩论的方式来交流。在会议结束后双方不影响相互情谊。可是在东方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倾向于间接婉转及话中带话、旁敲侧击的方式沟通。另外，在双向沟通中，形体语言、表情动作是最重要的讯息。若是在沟通中表情严肃，沟通的氛围让别人感觉是在被训斥、责备，则更易引起对方的抗拒。

西方人好偏激性思维，一种思维、观点，总是先全盘否定前人的，提出自己“全新的”,一鸣惊人，在争论中再逐渐纠正自己的偏激之处，最后被人们接受，成为流行的新理论新观点，存在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等，莫不如此。他们在创立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往往好走极端且有意言过其实，尤其喜好只“击”一点不及其余。待理论建立起来后，再来进行修正。如是有新精神分析学派，新行为主义，如此等等，反正不新不“偏”的东西是没有市场的。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凡事必弄个是非曲直，绝不含糊。在国际关系中也如此，经常使用偏激语言或偏激行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为典型事例)。

在与人相处时，我们总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去为别人着想。这表现在待客和做客上，尽责的客人总是尽量不去麻烦主人，不让主人破费，因而对于主人的招待总是要礼貌地加以谢绝。比如，主人问客人想喝点什么，客人一般会说“我不渴”或“不用麻烦了”;主人在餐桌上为客人斟酒，客人总要加以推辞，说“够了，够了”。而事实上，客人并不一定是不想喝，往往只是客气而已。所以，称职的主人不会直接问客人想要什么，而是主动揣摩客人的需求，并积极地给予满足。在餐桌上，殷勤好客的主人总是不停地给客人劝酒劝菜。所以，中国人的待客和做客场面往往气氛热烈：一方不停地劝，另一方则不停地推辞。

而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大家都非常直率，无需客套。当客人上门了，主人会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想喝点什么”;如果客人想喝点什么，可以直接反问对方“你有什么饮料”,并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饮料；如果客人确实不想喝，客人会说“谢谢！我不想喝在餐桌上，主人会问客人还要不要再来点，如果客人说够了，主人一般不会再向客人劝吃请喝。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喜欢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提一些友好的建议和劝告，以示关心和爱护。但中西方人在提劝告和建议的方式上却有很大区别。中国人向朋友提建议和劝告的时候，往往都非常直接，常用“应该”、“不应该”,“要”、“不要”这些带有命令口气的词。比如，“天气很冷，要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路上很滑，走路要小心”等。西方人在向亲朋好友提劝告和建议的时候，措词非常婉转，比如，“今天天气很冷，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加件毛衣”;“你最好还是把胡子刮了吧”。一般来说，双方关系越接近，说话的语气越直接。但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之间，也不会使用像我们那样的命令语气。否则，会被认为不够尊重自己独立的人格。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中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或东方人的行为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 新气象。

三、自我表现差异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相反的是，中国文化则提倡谦虚谨慎，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无论任何时候谦虚都是一种美德。

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大为不满。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我们一直视谦虚为美德。不论是对于自己的能力还是成绩，总是喜欢自谦。如果不这样可能会被指责为“不谦虚”、“狂妄自大”。比如，中国学者在作演讲前，通常会说：“我学问不深，准备也不充分，请各位多指教”;在宴会上，好客的主人面对满桌子的菜却说：“没有什么菜，请随便吃”;当上司委以重任，通常会谦虚地说：“我恐怕难以胜任。”

而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没有自谦的习惯。他们认为，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的承认，首先必须自我肯定。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成绩总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宴请的时候，主人会详尽地向客人介绍所点菜的特色，并希望客人喜欢；而被上司委以重任的时候，他们会感谢上司，并表示自己肯定能干好。

我们和西方人在对待赞美的态度上大不相同。别人赞美的时候，尽管内心十分喜悦，但表面上总是表现得不敢苟同，对别人的赞美予以礼貌的否定，以示谦虚：“还不行”,“马马虎虎吧”,“那能与你相比啊”,“过奖了”等。而西方人对待赞美的态度可谓是“喜形于色”,总是用“Thank you”来应对别人的赞美。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当今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四、人格特征的差异

中西方的人格差异在儿童期就有显着差异。西方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亲友，都没有特权去支配和限制他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替孩子做选择，而是要使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愿望和心理。而中国家长受封建社会意识的长期影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是“不懂事”、“无责任感”的，家长对孩子负有全面的责任，所以自然就以孩子的“主人”自居，而且大都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极大地束缚了孩子的自主意识和自我发展。

从人格发展方面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体系使中国人更内向、抱负水平较低、依赖性强、笃信权威、求同、保守等不足，但相对地比较能吃、任劳任怨、忍受能力强等优点；西方人明显地更加外向，抱负高，从小注重雄心壮志的培养，具有较好的独立性、主体性、创造性、求新求异性，但责任感略差，忍受力较差。中国由于生产力低下，老人们靠人抚养，故衍生了长辈的绝对权威观念，子孙们绝对服从长辈。中国文化上的这种“长上文化”严重阻碍后代人独立、健康的发展，挫伤青年人的蓬勃锐气。

从做人做事风格来说，在古代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性质。中国人发明“做人”一词一向很绝妙。它意味着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而且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中国人生活得比较封闭，人际交往圈子小，所以非常注重选择交往对象的品质，总想和人品好的人交朋友，故有时显得很孤僻。从人格方面来讲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与古代差别并不太大。西方人做人做事都比较直接(国际关系除外),内外基本一致，生活态度开放，交往圈子大，不拘小节。

西方人办事有计划性，时间观念强。他们认为。工作时间就应该拼命干，休闲时也应尽情潇洒。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是，美国人在休闲时从不谈工作。在工作中，经理与下级保持一定的等级距离，对下级的工作过错极为认真与严肃。但在休息时，下班后或一起在酒吧、高尔夫球场时，上级和下级之间毫无等级距离，关系融洽，热情友好，经理也会虚心地向下级讨教经验。这说明西方文化有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分。在私人空间里，无人可以入侵。在公共空间里，每一成员应受公共空间区域的限制。但如果再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经理如没有认识到美国的这种文化。而是以中国的文化来对待美国的文化，就会产生冲突。

综上所述，中西方交往沟通中的差异在合资企业中屡见不鲜。这种非管理因素常常造成误解和关系恶化，甚至导致商务活动和决策的失败，严重影响合资企业的发展和利润的回报。即使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包容性很强的国家，据《华尔街杂志》估计，每年因为跨文化沟通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也高达几十亿美元。文化差异与冲突已成为国际商务沟通和文化交流的绊脚石，值得我们大家深入思考，多方面进行研究比较，才能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使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和强大。

参考文献：

[1] 敖登。 浅谈中西方文化差异[J]. 前沿， 2005年第10期

郑晓辉。 论中西方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的差异[J]. 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 2007年第5期

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九

关键词：东方人 西方人 交往沟通 差异 比较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我们应该了解，在文化背景相同的范围内，人们共处时很少产生交往沟通上的障碍；但若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时，往往会出现误解或发生冲突，影响到交往与沟通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本文拟从中西方交往沟通的差异方面进行比较，以使我们了解哪些方面我国和西方国家有较大的差异，差异的主要方面是什么，便于我们知己知彼，才能避免中西方交往沟通过程中的误解和障碍，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西方交往沟通中的差异是各种各样的，经过我们研究分析，发现其中有几个方面如卷入度、行为方式、自我表现和人格特质等方面的差异最为显着，下面进行分别阐述与分析。

一、心理卷入度差异

交往沟通中的“卷入度”即人际交往沟通过程中的心理卷入度，是指人为他人操心和受他人影响的程度。心理卷入程度过高是指个人在心理上与对方信息的关联程度过高。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有人会过分地关心对方的事情，朋友遇到困难了，他比朋友还忧心忡忡；朋友办事出现失误，他比朋友还内疚和自责等；心理卷入程度过低则相反。在中西方交往沟通的心理表现中，明显存在着中国人卷入度偏高而西方人卷入度偏低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际交往，由于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对方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如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如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个人行为动向如去什么地方、与谁交往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当然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

比如，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再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上哪儿去”，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

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亦即人际心理卷入度高。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男或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

上述实例都是中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情重义，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西方人在空间距离上也很在意。即使在公共场所，大家都十分自觉地为对方留出一定私人空间。比如，排队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中国人在此类情况下习惯于人挨人、人挤人，视为正常[1]。

了解了这种差异，我们在与西方人交往沟通过程中，要注意心理卷入度不要过高，以免引起误解而造成沟通的障碍。

二、行为方式差异

交往沟通中行为方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下面从几个典型方面来进行阐述分析。

在沟通的方式上，西方人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习惯委婉迂回。“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中国人大多不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而是采用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人际交往中这种传统方式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倾向直接提出他的观点，甚至用辩论的方式来交流。在会议结束后双方不影响相互情谊。可是在东方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倾向于间接婉转及话中带话、旁敲侧击的方式沟通。另外，在双向沟通中，形体语言、表情动作是最重要的讯息。若是在沟通中表情严肃，沟通的氛围让别人感觉是在被训斥、责备，则更易引起对方的抗拒。

西方人好偏激性思维，一种思维、观点，总是先全盘否定前人的，提出自己“全新的”，一鸣惊人，在争论中再逐渐纠正自己的偏激之处，最后被人们接受，成为流行的新理论新观点，存在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等，莫不如此。他们在创立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往往好走极端且有意言过其实，尤其喜好只“击”一点不及其余。待理论建立起来后，再来进行修正。如是有新精神分析学派，新行为主义，如此等等，反正不新不“偏”的东西是没有市场的。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凡事必弄个是非曲直，绝不含糊。在国际关系中也如此，经常使用偏激语言或偏激行动[2](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为典型事例)。

在与人相处时，我们总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去为别人着想。这表现在待客和做客上，尽责的客人总是尽量不去麻烦主人，不让主人破费，因而对于主人的招待总是要礼貌地加以谢绝。比如，主人问客人想喝点什么，客人一般会说“我不渴”或“不用麻烦了”;主人在餐桌上为客人斟酒，客人总要加以推辞，说“够了，够了”。而事实上，客人并不一定是不想喝，往往只是客气而已。所以，称职的主人不会直接问客人想要什么，而是主动揣摩客人的需求，并积极地给予满足。在餐桌上，殷勤好客的主人总是不停地给客人劝酒劝菜。所以，中国人的待客和做客场面往往气氛热烈：一方不停地劝，另一方则不停地推辞。

而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大家都非常直率，无需客套。当客人上门了，主人会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想喝点什么”;如果客人想喝点什么，可以直接反问对方“你有什么饮料”，并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饮料；如果客人确实不想喝，客人会说“谢谢！我不想喝在餐桌上，主人会问客人还要不要再来点，如果客人说够了，主人一般不会再向客人劝吃请喝。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喜欢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提一些友好的建议和劝告，以示关心和爱护。但中西方人在提劝告和建议的方式上却有很大区别。中国人向朋友提建议和劝告的时候，往往都非常直接，常用“应该”、“不应该”，“要”、“不要”这些带有命令口气的词。比如，“天气很冷，要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路上很滑，走路要小心”等。西方人在向亲朋好友提劝告和建议的时候，措词非常婉转，比如，“今天天气很冷，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加件毛衣”;“你最好还是把胡子刮了吧”。一般来说，双方关系越接近，说话的语气越直接。但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之间，也不会使用像我们那样的命令语气。否则，会被认为不够尊重自己独立的人格。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中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或东方人的行为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三、自我表现差异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相反的是，中国文化则提倡谦虚谨慎，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无论任何时候谦虚都是一种美德。

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大为不满。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我们一直视谦虚为美德。不论是对于自己的能力还是成绩，总是喜欢自谦。如果不这样可能会被指责为“不谦虚”、“狂妄自大”。比如，中国学者在作演讲前，通常会说：“我学问不深，准备也不充分，请各位多指教”;在宴会上，好客的主人面对满桌子的菜却说：“没有什么菜，请随便吃”;当上司委以重任，通常会谦虚地说：“我恐怕难以胜任。”

而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没有自谦的习惯。他们认为，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的承认，首先必须自我肯定。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成绩总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宴请的时候，主人会详尽地向客人介绍所点菜的特色，并希望客人喜欢；而被上司委以重任的时候，他们会感谢上司，并表示自己肯定能干好。

我们和西方人在对待赞美的态度上大不相同。别人赞美的时候，尽管内心十分喜悦，但表面上总是表现得不敢苟同，对别人的赞美予以礼貌的否定，以示谦虚：“还不行”，“马马虎虎吧”，“那能与你相比啊”，“过奖了”等。而西方人对待赞美的态度可谓是“喜形于色”，总是用“Thank you”来应对别人的赞美。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当今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四、人格特征的差异

中西方的人格差异在儿童期就有显着差异。西方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亲友，都没有特权去支配和限制他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替孩子做选择，而是要使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愿望和心理。而中国家长受封建社会意识的长期影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是“不懂事”、“无责任感”的，家长对孩子负有全面的责任，所以自然就以孩子的“主人”自居，而且大都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极大地束缚了孩子的自主意识和自我发展。

从人格发展方面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体系使中国人更内向、抱负水平较低、依赖性强、笃信权威、求同、保守等不足，但相对地比较能吃、任劳任怨、忍受能力强等优点；西方人明显地更加外向，抱负高，从小注重雄心壮志的培养，具有较好的独立性、主体性、创造性、求新求异性，但责任感略差，忍受力较差。中国由于生产力低下，老人们靠人抚养，故衍生了长辈的绝对权威观念，子孙们绝对服从长辈。中国文化上的这种“长上文化”严重阻碍后代人独立、健康的发展，挫伤青年人的蓬勃锐气。

从做人做事风格来说，在古代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性质。中国人发明“做人”一词一向很绝妙。它意味着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而且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中国人生活得比较封闭，人际交往圈子小，所以非常注重选择交往对象的品质，总想和人品好的人交朋友，故有时显得很孤僻。从人格方面来讲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与古代差别并不太大。西方人做人做事都比较直接(国际关系除外)，内外基本一致，生活态度开放，交往圈子大，不拘小节。

西方人办事有计划性，时间观念强。他们认为。工作时间就应该拼命干，休闲时也应尽情潇洒。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是，美国人在休闲时从不谈工作。在工作中，经理与下级保持一定的等级距离，对下级的工作过错极为认真与严肃。但在休息时，下班后或一起在酒吧、高尔夫球场时，上级和下级之间毫无等级距离，关系融洽，热情友好，经理也会虚心地向下级讨教经验。这说明西方文化有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分。在私人空间里，无人可以入侵。在公共空间里，每一成员应受公共空间区域的限制。但如果再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经理如没有认识到美国的这种文化。而是以中国的文化来对待美国的文化，就会产生冲突[4]。

综上所述，中西方交往沟通中的差异在合资企业中屡见不鲜。这种非管理因素常常造成误解和关系恶化，甚至导致商务活动和决策的失败，严重影响合资企业的发展和利润的回报。即使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包容性很强的国家，据《华尔街杂志》估计，每年因为跨文化沟通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也高达几十亿美元。文化差异与冲突已成为国际商务沟通和文化交流的绊脚石，值得我们大家深入思考，多方面进行研究比较，才能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使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和强大[5]。

参考文献

[1] 敖登。 浅谈中西方文化差异[J]. 前沿， 2005年第10期

[2] 郑晓辉。 论中西方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的差异[J]. 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 2007年第5期

[3] 徐晓丹。 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及其融合趋向[J]. 理论探讨， 2005年第3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山草香为大家整理的9篇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写作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